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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

什么是民族**

——再与郑雪来先生商榷

郑雪来老前辈1月8日《应该大力扶植民族**》一文对晚生多有教诲批驳，晚生理应无条件接受。但郑老先生所说的这一种“民族**”，更让晚生不懂，只好在此继续“书生气十足”地多问几个为什么，万望前辈包含。

因郑老先生指责我没有看清他的文章甚至“曲解”了他的论点，“想当然”等等。故讨教之前，先对此作个应答。去年十月我写《什么叫“纯粹国产片”？》，只是读周传基与郑雪来两位先生关于**本体和国产片真实性等问题争议后的一点感受心得，原本对两位先生观点均有涉及。《文汇**时报》编辑改成只针对郑老先生的“纯粹国产片”，更精练些。12月4日《时报》又发出周先生对郑先生的回复，将他俩的争议引向深入。这应当没我什么事了，却不料后面郑老先生不答周先生而突然掉转枪头驳我。前辈除了再次强调“纯粹国产片”必须“没有境外资金介入”之外，还声称“……不是一再提醒**创作人员要注意道具等细节的真实性吗？”为此，我翻出’98全年《时报》，再次从头至尾拜读了引起这场争议的周传基先生和郑雪来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将郑先生9月26日的那一篇，反复阅读，似乎并未发现郑老先生对国产**细节真实性问题有什么“一再提醒”。倒是一再用“当然”、“但是”来否定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浪费点版面来转录一下郑老先生的原文：

“……纯粹国产片……暂时不能普遍搞同期录音的原因，除了资金条件外，跟我们演员水平普遍不高也有关系。不少演员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还得另找人给他配音，你怎么搞同期录音呢？道具等等细节的真实性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抗战前的土匪使用八十年代制造的武器，1938年以前国民党空军使用美国的飞机和武器，当然不行，导演和道具员应该尽一切可能找到与时代相符的道具……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我又觉得不必小题大做，……”郑老先生在此对“纯粹国产片”不是论述得很清楚吗？“资金条件”、“演员普通话”等都是郑老先生的原话，怎么能说是我给他“归纳”的呢？郑老先生如果不是健忘的话，那就是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了。至于他的“小题大做”论、“芝麻西瓜”论和只有资金雄厚的好莱坞才能做到逼真性等论断，周传基先生回复文章中，已有绝妙比喻作了很好的回答，在此不必赘述。好，下面就该求教于郑老先生的新“民族**”论了。

一、为什么一定要将“资金来源”与民族**混为一谈？

本民族艺术家为本民族创作、制作的**，无论其创作题材、体裁；风格、样式……均应当归属为民族**，这道理本来极其简单，不该有什么可争议的。而扶植民族**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原本就有的愿望和责任，这常识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读郑老先生的文章，这些道理都不是道理了，这些常识都不是常识了，这些无疑的事都让人疑惑了。因为按郑老先生的观点，民族**“亦即”他或者部分金鸡奖评委们指称的 “纯粹国产片”， 也就是他们按资金来源的“境内”和“境外”区分出来的那种**。照此区分法，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他以后拍摄的若干作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以及他近期完成的《荆轲刺秦王》，还有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周晓文的《二嫫》、《秦颂》；吴天明的《变脸》；姜文的《鬼子来了》等等一大批国内国际知名的优秀导演和他们的影片，也都被排斥出了“民族**”之列，更不要说香港和台湾的**了。这样的区别划分，是否过于狭隘，过于苛刻，过于自闭？如果说郑老先生先前提出的“纯粹国产片”观点还只是叫人有点啼笑皆非的话，那么，这回又将此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就只能是耸人听闻了。

为什么一定要将“资金来源”与民族**混为一谈呢？拿外国人或者港台同胞的投资拍出来的**就不属于民族**，这是个道理么？在我们中国，**本来就是舶来品，和昔日的铁路、今日的电脑一样，熔入了我们这个民族之后，就应当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了。昔日造铁路的詹天佑，今日产电脑的求伯君，其事业成就恐怕都与“外资”有关。难道我们会认为他们的成就不属于我们民族？还有，当年先生组织革命党推翻清王朝，其“资金来源”更是五湖四海、六方八国。谁又会说不是“纯粹”中国人？

郑老先生的这个“民族**”，让我感受到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盲目地自夸自大又盲目地排外惧外。这种观念渗透于我们的**生产、市场和评奖的各个环节当中，对国产片的不景气现状不是对症下药，而是乔装打扮强作遮掩。对真正的民族**是有益还是有害？恐怕就不仅仅是“降低对国产影片的艺术质量和技术质量要求”了吧。

二、民族**是否只是题材的区别？是否只允许一种主题、一种叙述方式？

郑老先生点名叶大鹰作品《红色恋人》“……是一部相当标准的好莱坞影片”。为什么？因为其题材是爱情，其主题是人性，其叙述方式又非“纯粹国产片”样式？可好莱坞有什么标准？一个***人为了一个支持革命的老大娘挺身而出是中国标准（**《小兵张嘎》），而为了一个同样参加革命、且怀有身孕的恋人挺身而出，就成了“好莱坞标准”了？难道人性与爱情是美国人的专利？只有好莱坞的男女主角才配谈情说爱？我看不出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与《红色恋人》在艺术上有什么本质的逆反，我以为这两部作品各有成就。尤其后者，在1998年中国**市场几乎被好莱坞“泰坦尼克”、“大兵瑞恩”们全面占领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为国产片赢得了极其珍稀的一点份额，比如在北京市场获得500万的票房，已是其它国产片所不可比，可谓十分难能可贵。如若我们自己还将其排斥在“民族**”之外，将其列入“好莱坞标准”，那又于我们的民族**发展有何益处呢！

郑老先生文中说：《红色恋人》编剧者是好莱坞的，其实叶大鹰只是邀请两位美国编剧参与了剧本中有关洋人生活片断的把握，这正是为了作品的细节真实才做出的选择。正如好莱坞拍摄《花木兰》为了中国特色而邀请大批中国人参与一样，正如目前各省足球俱乐部为了使自身“强壮起来”力邀各国“外援”一样。足球邀外援，可以被称作振兴民族体育事业，而**邀请外援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反过来说，美国人拍摄《花木兰》用中国故事中国人物，他们是绝不会视其为非美国**的。而我们是否就能够将其视为我们的“民族**”了呢？还有，李小龙、成龙是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英雄。可他们拍的**中，外国人参与的就太多了，我们该认为他二人是哪国英雄？他们的**又该属于哪个民族的？

幸而《红色恋人》还是北京紫禁城公司独家投资的，得以进入第十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提名。然而最终大奖却给了《安居》，这部影片无论从制作水准、观赏效应、艺术创新和市场回报哪个方面，都不能与《红色恋人》 相比。只是《安居》中确实没有外国人的什么，（但并非没有外来文化的东西）评委们是否受了这种“好莱坞标准”论断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不是说《红色恋人》必须得奖，只是觉得这一年中国**的“最佳”， 怎么也轮不着《安居》。代表本民族最高学术权威的金鸡奖评选，选出来的“最佳”却总是无人喝彩，那还有什么权威性？

当今世界已逐步成为高度开放、高度融合的大家庭。尽管还有海湾战争，还有科索沃流血，但毕竟已经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完全封闭自我，孤立于世界家庭之外了。人类文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是当今信息网络时代的必然。除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分子之外，谁还无端地拒绝外来文化的参与？

三、什么是“资本家的私货”？

郑老先生所限定的“民族**”，之所以不能接受“合拍片”，是担心“资本家”塞进“私货”。 从善的一方面理解，他可能是为防止我们的**艺术家们“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心软”。他“不大相信”“大资本家们”会是“无私的”，因而断定合拍**“谁出钱多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从一般商业交往和利益分配来看，这当然没错。可**艺术是什么？**艺术的创作规律又是什么？不要艺术的**能叫**吗？不按**艺术规律创作的**能获得成功吗？当然，“资本家们”肯定不会全是无私的，不会在投资**的时候“毫不在乎自己的发言权”。但他们也决不是土老冒、大傻瓜，拿着一大把钞票扔进水里，然后对着卷走钞票的水疯狂使用“发言权”：水呀水呀往上流，给老子把钞票成倍地翻回来……这种奇闻怪事恰恰倒是在我们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常常出现。因为我们的**管理机构中，常常有一些完全不懂也不愿意学懂**的人在当权，而且他们从不花自己私人的钞票去拍**，因此扔多少钞票在水里是根本不用操心的，他只管求得和保住那可笑的“发言权”。郑老先生指称的“资本家”的“私货”，无非是“渲染暴力”、“宣扬伪科学”乃至之类老生常谈。可是，《秋菊打官司》的投资者有不让秋菊打官司而让秋菊与村长挥刀舞枪或者上床的意思吗？倒是我们自己某些爱“发言”的人，总是头破不准血流，睡觉不准脱衣……这类瞎干预的事，我们见的太多了。

正因为“资本家们”的腰包是自己私有的，才不会为了什么面子上的“发言权”而胡乱撒钱。除了一时看走眼的之外，真正精明的“资本家”在投资艺术之时，肯定会把尊重艺术规律当做基本常识来学。否则，他何来利益、何来回报？否则，为什么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导演，就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个才能够较容易得到境外投资？要说“私货”，就是人家看中张艺谋等艺术家的真正实力，认定他不会搞三十年代土匪用八十年代武器的镜头，不想做赔本的买卖而已。只要我们成千上万的导演中，能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如此实力，那我们的民族**就不是被“大力扶植”的问题了，而是可以去大力扶植别人了。

四、什么是公平竞争？

中国**已经卷入市场经济大潮，想摆脱也不可能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当然需要公平。只要符合其运行规律，就自然是公平的。用行政干预之法、评奖操作之法来改变这种竞争的规律，那是十分可笑的事情。事实上，也是根本改变不了的。比如金鸡奖评选，我们的观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不买帐？可美国的奥斯卡评选，又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郑老先生声称的“公平竞争原则” 是什么？将“合作片” 阻挡在 “纯粹国产片”既“民族**”之外，就能体现公平了吗？与外国人的合作暂且不说，同样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香港人或者其他海外华人，与内地人合拍的**，为什么不能算民族**？民族**应当是个大概念，尤其是在香港、澳门回归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抱残守缺、再故步自封、再拒同胞以千里之外。郑老先生如若还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东西不肯放手，就真显得十分可笑了。

合作拍片包括了“统一创作思想”、“共同承担风险”等等，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意味着合作双方都必须顾及未来作品的市场利益，都不能随意地我行我素。郑老先生是在担心这种“统一”和“共同”，会把我们的“革命思想”及其意识形态被“资本家”给统一和共同了去；是害怕一谈“风险”就只有商业利益，会失却他所习惯的阳春白雪的“综合艺术”。这种担心和害怕未免有些多余，狭隘的思想意识观，狭隘的商业利益观和狭隘的艺术阳春观都是与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应当摒弃。

郑老先生以过去一些合作片“不外是宣传中苏友好、中日友好之类，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来否定今天的合作片，实在是有失公平。郑老先生怎么忘了，不正是因为有《秋菊打官司》这样的艺术上乘之作，“为纯粹国产片不能比拟”，才有了金鸡奖对合作片另设奖项之举吗？郑老先生又以今天的合作片得奖作品“在艺术质量上未必就比‘纯粹国产片’高明”来证明其“纯粹奖”的公正性，又实在自相矛盾。其一，果真合作片艺术上皆不如“纯粹片”，那又何必另设合作片奖以避“不能比拟”之初衷。其二，1994年“另设合作片奖项以来”，每年的评选是否含盖了当年度全部合作片？如若故意放过大作佳作而选其中平平之作来填充、来确保“纯粹片”的质量比，岂不是更不公平？郑老先生要我举例说明，行！1994年第14届金鸡奖最佳“纯粹片”为《凤凰琴》，合作片为《炮打双灯》。可当年度合拍片中，《西楚霸王》、《青蛇》、《新少年五祖》、《股疯》等，我认为无论在制作水平、艺术创新和票房效益哪个方面，都远远高于得奖之作；1995年的最佳“纯粹片” 给了《被告山杠爷》，其本身与得奖的合作片《背靠背、脸对脸》在艺术上就无法相比，而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圈内圈外广为轰动，竟连提名都没有得到。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那也没办法。

金鸡奖该怎么评？我认为应当是每年度生产的**中最具影响力、最有艺术成就、并且具有一定票房效益的作品。如果视其为中国**的最高奖项的话，那就要对所有的中国人都宽容、都公平，不应扬此抑彼。

五、怎样才是扶植民族**？如何形成宽松的创作环境？

郑老先生提倡扶植民族**，形成宽松的创作环境，都没有错。但怎样扶植、如何形成呢？至少他所提出的这种排斥型的“民族**”观和金鸡奖的“纯粹片”评选法是一种误导。这使我想起生活中的卫生盒筷现象：现在人们都知道那铺天盖地的“卫生盒”其实是白色污染，那随处可见的“卫生筷”其实正蚕食我们的森林。可我们当初正是运用独特而有效的行政手段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其推广发展起来的。谁知受害的却正是我们自己，那小小盒筷看似让单个的人吃饭小环境“卫生”了，可地球生态却遭到破坏、人类大环境却被严重污染。我们将要用数以千万倍的大大钱财来弥补生产这小小盒筷赚来的丁点便宜。郑老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对民族**的“扶植”，是否正如同此一现象：表面上是小范围的扶植，本质上却是大环境的扼杀呢？

扶植民族**，国家资助当然好，但艺术家们能够获得境外的赞助，不是更好吗？前不久在南京、苏州召开的“第五届海峡两岸暨香港**导演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们提出确立“华人**”大概念，加强合作，以中国人的整体水平亮相国际影坛。我以为，能够认同这一点，不阻碍、不干预，就是扶植了民族**，就会形成宽松的创作环境。

赵雅芝一共有多少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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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半斤八两》

1977年 《发钱寒》 《风铃中的刀声》

1978年 《旋涡》 《发财埋便》 《剥错大牙拆错骨》

1979年 《英雄无泪》 《教头》 《疯劫》

1981年 《失业生》

1982年 《弹指神功》

1983年 《忍者战警》

1984年 《傻探出更》

1991年 《豪门夜宴》 （客串）

电视剧

1975年：

《乘风破浪》饰：施淑枫

《江湖小子》

《无花果》

《大江南北》

1977年：

《大报复》

1978年：

《大亨》

《奋斗》

《倚天屠龙记》饰：周芷若

《杀手72小时》

1979年：

《刀神》饰：青青

《楚留香》饰：苏蓉蓉

1980年：

《上海滩》饰：冯程程

《冲击》

1981年：

《烽火飞花》饰：英子

《女黑侠木兰花》 饰：木兰花

《飞鹰》饰：倪天儿

1982年：

《福星高照》

《颠凤狂龙》

《双面人》

1983年：

《三相逢》

《奶奶早晨》

《播音人》饰：欧若芷

《1+1=1》

1984年：

《魔域桃源》饰：唐琪

《黄金约会》

1985年：

《雪山飞狐》饰：马春花

《杨家将》 饰：观世音

《观世音》 饰：妙善公主（观世音）

1986年：《武林圣火令》饰：依依

1987年：《京华烟云》 饰：姚木兰

1988年：《芙蓉镇》

1990年：《戏说乾隆》 饰 程淮秀 沈芳 金无箴

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 饰 白素贞 胡媚娘

1993年：《秦始皇与阿房女》 饰 夏玉房 长乐公主

1994年：

《新孽海花传奇》饰：敫桂英

《笑看良缘》（又名《状元花》）饰：李娇红

1995年：《乱世不了情》即《帝女花》 《雪娘》

1997年：《百年沉浮》 饰 梅汝雪

2002年：《嫁错妈》饰：shiriey

2003年：《西关大少》饰 伍玉卿

2004年：《杨门虎将》饰 佘赛花

2005年：《青花》饰 夏鱼儿

大事记

1971年： 从香港天主教崇德中学毕业后,应聘为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

1973年： 参加香港“港姐”选举，获得殿军

1974年： 1975年：继续从事空姐职业；

1975年： 与黄汉伟结婚（8月18日）；加入“无线”，初为助理导播，后在《心大心细》节目中担任主持，并拍了第一部青春剧《乘风破浪》，在剧中饰演一名中学生

1976年： 出演处女**“嘉禾”与“许氏”联合出品的《半斤八两》（当年票房第一）；

1977年： 主演《大报复》一剧得以出人头地；

1978年： 与郑少秋、汪明荃合作《倚天屠龙记》开始名声大振；

1979年： 与郑少秋、汪明荃合作《楚留香》（此剧1982年在台播出时创出70%收视率）；

1980年： 与周润发、吕良伟合作《上海滩》，迎来事业上的一个高峰；

1981年： 被评为“无线四大花旦”；在拍《女黑侠木兰花》时认识了黄锦燊；

1982年： 与前夫黄汉伟离婚，后通过法律途径取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1983年：《播音人》(与周润发合演)；

1984年：《魔域桃源》（与刘德华合作）； 与黄锦燊再婚（12月22日）；

1985年：《雪山飞狐》（吕良伟）；TVB台庆剧《杨家将》饰演观音大士；为无线拍的最后一部长剧《观世音》(饰观世音)；

1980年至1985年连续被评为“无线最受欢迎艺人”；

1986年： 与无线签约期满，没有再与无线续约.

1987年： 应台湾中华电视台的邀请，接拍了《京华烟云》；与林青霞、林凤娇等被评为台湾十大女明星（十位女星中惟有阿芝未获金马影后，且非台湾本地出生）；

1991年： 与郑少秋合作《戏说乾隆》一、二、三单元；

1992年： 应台湾电视事业公司TTV邀请与叶童、陈美琪合作《新白娘子传奇》，在两岸三地掀起一轮收视狂潮；获“港台电视演员拍片酬排行榜”冠军；

1993年： 与刘德凯在西安合作《秦始皇与阿房女》；拍《秦》片时，片酬以8万港币/小时再创新高；与叶童在台湾被评为“最受欢迎香港女艺人”；

1993年-1995年：与叶童在中国电视公司（台湾中视）连续合作了60集的《三花》系列，分别为《孽海花》、《状元花》、《帝女花》，内地对应更名为《新孽海花传奇》、《笑看良缘》、《乱世不了情》；被台北人誉为“迷路天使”；

1995年： 在西安拍《雪娘》；

1997年： 在上海第一次拍“内地戏”——《百年沉浮》；

2002年： 与刘松仁合作《西关大少》，同年又和刘松仁合作《嫁错妈》又名《真爱》；

2003年： 赵雅芝和狄龙合作《杨门虎将》；

2004年： 赵雅芝和斯琴高娃、刘卫华合作《青花》。

有两个台湾观光团到日本伊豆半岛旅游，路况很坏，到处都是坑洞。一位导游连声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而另

蜗牛与繁星

如果上帝分派给你一个任务：牵着蜗牛去散步。你会怎么想？我想我一定十分沮丧。

小姨寄住在我们家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十年前是怎样高兴地去吃喜酒，记得那年小姨是个怎样动人的姑娘。然而她现在只是孤身一人带着她的孩子，水灵的双眼也早已不见当日的神采。

小姨带着孩子常常四处跑动，求医看病，医生都说自闭症是治不好的，可她从来不肯听，始终执着地奔波。小姨住在我们家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多，只是在她带着孩子看病的间隔期住上两天。小姨常说她脸皮厚，这么大人了还赖在我们家不走，父母忙忙地摆手留她长久地住。是啊，谁不心疼这样的姑娘，她多么不幸与可怜。

大概所有人都爱怜小姨，柔弱的单身妈妈带着自闭症孩子。许多人向小姨表示同情与哀叹，小姨从来只是笑笑，没有半句话诉说人生的不如意，没有半滴眼泪一吐心中的万千愁怨。她眼中总含笑意与神情，里面住着她孤独的孩子。

自闭症孩子学东西特别慢，小姨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教他花钱买东西。那个夏天热的过分狂燥，地板上黏腻腻的浸着汗水。孩子与小姨穿着裤衩坐在地上，“一元，五角，五元，十元，”小姨将嘴贴在孩子的脸上，不断地呼气，发声，一遍，再一遍，又一遍。孩子脸上滴下一颗颗汗珠，还有水气凝结的水珠积在汗毛尖上，沉甸甸的。孩子一眨眼，一齐滚落。小姨手里捏着的纸巾已经软得变了形，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整天，一身汗。小姨顺着擦汗的手，偷偷抹了一把眼角，我看见她睫毛上晶莹的点点滴滴。小姨叹了一小声，抱起孩子，满脸笑意，“宝宝真棒！”

大约是夏天已经结束了，门外的老香樟开始“哗哗”地掉叶子。小姨上个厕所的空，看见孩子举着一支雪糕站在门口。“妈妈，吃。”雪糕是楼下小店一元一支的，小姨在这个夏天给孩子买了无数支。现在小姨终于自己尝到了，已经压得有些变形的雪糕，此刻一定是人间仙品，美味到无以比拟。我看见小姨眼里又一次的星星点点，这次却如繁星般耀眼美丽。

小姨自己写了一首诗：上帝分派给我一个任务，牵着蜗牛去散步。它走得太慢了，我责骂、惩罚，它却抱歉地望着我，似乎在说人家已经尽力在跑了呀。于是我停下脚步等等它，四周环顾，看到野花芬芳，春风袭袭，抬头仰望，看到繁星一片，美丽夜空。

待踏马蹄清夜月一直很喜欢李煜的这一句：待踏马蹄清夜月。无聊枯燥甚至有些崎岖不平的路途，因为这一句的存在被赋予了月光般柔和清亮的朦胧诗意。就如同材料中的那另一个导游，用诗意地眼光去面对旅途中的苦难挫折，生活也便随之充盈了美与灵性。

约翰列侬说：“当我们为生活疲于奔命时，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或许正是由于我们如第一位导游一般视挫折如敌的态度，让我们失去了本可以用诗意来解读的许多记忆。倾盆而下的大雨，为什么不能是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妙机？可以于朦胧烟雨中触摸自然久违的面容，呼吸新鲜的空气。破碎的花瓶，亦具有一种因残破不全而带来的美丽，让人陶醉之余又无限惋惜……诗意地解读生活中的困难，应是一件轻而易举、又充满想象力的妙不可言的事。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用毕生的爱意塑造了木兰这个古今女子完美的艺术形象，充满诗意又不被时代所拘束。富贵时，木兰诗意地享受生活的惬意舒适；战火纷飞，烽火连天时，木兰淡然平静地面对富贵散尽、人去楼空。迁居乡村，诗意地扮演心中的村姑。她流连于乡村美景，看尽春意盎然；她潜心钻研美食，用朴素的食材变出一桌盛宴。她总能从生活中寻出不同的美丽，总能诗意来适应自己生活与角色变换。林语堂用道家精华与时代印迹所锤炼出的木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富有哲思的，简单而又深刻的生活态度。

诗意生活如刘梦得，在陋室馨香里，焚香弹琴，流连于古籍；诗意生活如林徽因，避开车马喧嚣，只在内心修篱种菊；诗意生活如三毛，在大沙漠的孤寂小屋里，用才华与智慧构筑心中的罗马王国。

周国平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外界的一切诱惑与喧嚣于他而言便成了无关之物，关键是要有一个灵魂的核心。”或许，这个核心就可以是诗意吧，拥有充满诗意的灵魂，便定可成为奔波身体与起伏心灵的主人，无畏任何苦难与挫折，失意与不顺。

材料中的那另一个导游，一定是个看透生活本质的智者，才能教会游人拥有一颗诗意生活的心。

让我们一同待踏马蹄清夜月，用诗意的双眼，看透生活原本具有的色彩！

乐观下的生活是释然

每当绝望，都会想起几米的那句话：“我绝望，掉入深渊，却看见水里闪耀着满天的星光。”换一个角度欣赏世界，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伊豆的路况差，到处都是坑洞。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麻子让我们受累，那么不如诗意地把它看成是迷人的酒窝大道，竟也如此充满意趣。

当我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想寻求更广阔的视野时，我不禁想到了这位坚强到让人心疼的女人——。对，她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所以她更加笑对人生。她用她的“铁肩”担起了韩国的发展，她是嫁给了国家的孤儿总统。但她有的就是将自己的心交给人民，她也曾风趣地说她是幸福的三无妇女。

这些将生活诗意化、幸福化、乐观化的人们，就像是时常被我调侃的水壶一样，即使烧红了屁股，也能欢快地唱着歌。就像杨丽萍说：“我只是想来这个世上走一走、看一看。”何必严肃地看待世界，倒不如像那位导游一样诗意盎然地欣赏生活呢！

诚然，又有多少人看见了半杯水还能欣慰地说道“真好，还有半杯”呢？写下了《夜莺》的作家王尔德，本是贵族，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当他不幸入狱时，却完全消沉了。不但他的身体被囚禁，桎梏的心也让他从此颓废，再无佳作问世，就像笼中的夜莺，已困于心，衡于虑了。

若他能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必能从千千万万的束缚中，感受到生命的拥抱。行走于地坛的史铁生，他是乐观、坚强的。起初，坐上轮椅，他怀念可以奔跑的日子；得了褥疮，怀念坐轮椅的安逸；后来有了尿毒症，他又怀念得褥疮的日子。于是他看清了生活，与其后知后觉，不如现在就看轻一切，享受生活的惊喜。

平静释然，淡定从容，或许才是最美的姿态，最好的风格。对于生活，不要看得太轻，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轻不重的背后是一种释然，是一种对人生的诗意化。因为生活是不会嘲笑你的，生活是不会嘲笑任何真诚而乐观的面孔的。

俯仰之间，角度的变化，我看见了天地。行走于酒窝大道上，深深浅浅的酒窝没让我受累，却只让我带着酒窝感受生命最初的拥抱。

可以从坑洞谈人生坎坷

导游 人生的向导

要有积极的心态

主要就是把启示上升为人生的高度基本就可以了

中国最早的知名足球运动员？拜托各位大神

李惠堂 简介 李惠堂（1905年9月18日－1979年7月4日），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梅州八贤之一，身高1.80米，司职前锋。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从17岁开始，即活跃于1920年代－1930年代之亚洲足球球坛，不但是战前少见的中国职业足球球员，也是公认之中国足球球王。并带领港沪两地足球菁英，称霸于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1976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名球王之一。据统计他在足球比赛中，共射进近2000个球，他和巴西名将里登雷克、德国球星宾德、球王贝利以及独狼罗马里奥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 一般来说，1930年代之前，中国足球水平为全亚洲之冠，他居功厥伟。而至今中国兴盛之足球风气实起始他于1929年所提起的“足球即中国国球”的概念。 1950年代，李惠堂退休转任教练，继续于香港和台湾两地从事推广足球活动。战后定居于香港的李惠堂，不但让足球成为香港最风行主流运动外，也经常客居台湾并带动当地足球风气。1954年与1960年两届亚洲运动会中，他亦以教练身分率领港台两地联队击败日本，韩国等强敌获得冠军。除此，他晚年协助创建的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亦于1970年代末期与1980年代初期称霸于亚洲。